历史追光者第154章 康熙王朝——贸易盛景
沙俄即俄罗斯帝国。在 17 世纪至 19 世纪，沙俄不断向外扩张，侵略中国东北主要是为了掠夺土地等资源，并非为了单纯的贸易目的。其侵略势力逐渐逼近中国东北地区。沙俄军队频繁侵扰黑龙江流域，烧杀抢掠，百姓深受其害。 公元 1685 年，此时康熙皇帝 31 岁。年轻气盛，面对沙俄的肆意侵略，康熙皇帝毅然决定出兵反击。他任命彭春为统帅，率领清军攻打被沙俄侵占的雅克萨城。 彭春是隶满洲正红旗，姓东阿氏。其曾祖父何和礼因助清太祖创业有功，娶长公主东果格格，为后金五大臣之一，死后被追封为一等公。其家族于清初迁至今灯塔市柳河子乡八家子村，后人改姓许。 清顺治九年（1652年），彭春袭封，从此开始了戎马倥惚的军旅生涯。他曾参加了平定三藩、蒙古葛尔丹叛乱的战争，并成功地指挥了反击沙俄入侵的雅克萨保卫战。 在雅克萨之战中，彭春曾率兵侦察敌情。康熙二十四年，他与郎谈、萨布素率水陆两军进逼雅克萨城，严令沙俄侵略军撤走，俄军仍据城顽抗，清军便开始攻城。 公元 1686 年，康熙皇帝再次下令攻打雅克萨。这一次，清军做了更加充分的准备。彭春率领约两千人的军队再次兵临雅克萨城下。清军首先对雅克萨进行长期围困，切断沙俄军队的补给线。在围困的过程中，清军不断发动小规模攻击，使沙俄军队疲于应付。 经过几个月的围困和攻击，沙俄军队死伤无数，陷入绝境。清军让残余俄军撤回尼布楚，毁雅克萨城而归。彭春也因“性资忠勇，器识弘通”，而为康熙皇帝所倚重，诰封满洲正红旗都统、太子太保、一等公。 最终，沙俄不得不向清政府请求谈判。公元 1689 年，中俄双方经过艰难谈判，签订了《尼布楚条约》。 该条约明确划分了中俄两国的边界，从法律上确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属于中国领土。 这场雅克萨之战，康熙皇帝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彭春等将领的英勇作战以及清军士兵的顽强拼搏，为从此，东北地区迎来了较长时间的和平与稳定。 康熙三十八年，彭春因病辞职，不久病逝。其墓经过再葬，后迁至今灯塔市西大窑镇公安堡村北的东阿氏墓园内，墓碑现存辽阳市博物馆碑林。 17 世纪末期，清朝在康熙皇帝的统治下渐趋稳定。外部威胁缓解，康熙将目光投向国内建设。 1690 年，康熙三十六年，时年三十六岁的康熙大力推动经济发展。这一年，康熙任命户部尚书陈廷敬负责监督农业生产政策的落实。 陈廷敬（1638年—1712年）顺治十五年（1658年）考中进士，曾教导康熙帝。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拜文渊阁大学士、吏部尚书，担任《康熙字典》总修官。康熙五十一年四月，病逝，时年七十五，谥号文贞。 陈廷敬为官清廉，有“清勤”之名。他在担任国子监司业时，一改国子监陋习，拒收学生送礼。担任左都御史时，要求言官上谏直言政弊、切中要害。他两次担任吏部尚书，曾有布政使假借拜其为师进入家门并拿着千两银子行贿，被他当堂呵斥并罢免官职。 他还力主严格执纪，提出吏治好坏关键在于督抚，上官要给下官作出廉洁表率，下吏要一心为百姓服务；针对官员贪污现象，他建议督抚保举人才时把不贪婪掠财作为第一要件，减少了选拔推荐人才中的徇私舞弊。 陈廷敬组织官员深入各地农村。在河南，从年初起，当地官员首先进行了详细的实地勘察，确定了引黄河水入农田的最佳路线。 组织大量人力，合理分配任务，有的负责挖掘渠道，有的负责运输土石。在挖掘过程中，不断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方案，遇到难题时，召集有经验的工匠共同商议解决办法。 严格监督工程质量，确保渠道坚固耐用。经过数月的努力，终于成功引黄河水入农田，极大改善了农田灌溉条件。 在山东，官员们为推广轮作技术，先挑选了几个试点地区。派遣专业的农业人员深入这些地区，向农民详细讲解轮作的原理和优势，并亲自示范操作方法。 提供相应的种子和技术支持，帮助农民顺利开展轮作。在试点过程中，不断收集反馈信息，总结经验教训，逐步完善推广方案。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轮作技术在山东得到广泛应用，土地利用率大幅提高，农作物产量也随之增加。 康熙得知各地农业发展情况后，下令减免赋税。多个省份接到旨意后，迅速组织相关人员研究制定降低田赋税率的具体方案。 他们仔细核算各地的税收情况，确保在降低税率的同时，不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经过一系列的工作，多个省份成功降低田赋税率，农民切实受益，得以安心从事农业生产。 1691 年，康熙举行了多伦会盟。多伦在如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在当时，多伦也是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方。康熙希望通过会盟的方式，明确各部落的权利义务，实现对蒙古地区的有效管理。 康熙亲自率领大军前往多伦，随行者有众多王公大臣、将领侍卫等。规模必然宏大。众多蒙古地区的首领纷纷前来，其中包括喀尔喀蒙古的土谢图汗、车臣汗、札萨克图汗等首领。 康熙带领大军到达多伦后，蒙古各部落首领陆续抵达。康熙以平等、尊重的态度与各部落首领进行深入交流协商。 康熙明确了各部落的权利义务，强调了清朝对蒙古地区的统治地位。具体而言，规定喀尔喀蒙古须遵行清廷的法令；令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等就杀死札萨克图汗一事写出认罪书，承认“扰害生灵，实臣等之罪”，以此方式结束喀尔喀蒙古内部纷争。 废除喀尔喀三部旧有济农、诺颜等名号，改为清朝的封爵，如汗、亲王、郡王、贝勒等，由清朝重新封授，从而明确了清朝对喀尔喀蒙古的册封权和统治权。 此次会盟也相当于签订了一系列协议，明确了双方的责任和义务，为清朝对蒙古地区的稳定统治奠定了基础。喀尔喀蒙古的土谢图汗等首领积极响应康熙的号召，表示愿意共同维护国家的统一稳定。 1692 年，48 使的康熙皇帝统治下的大清王朝一片繁荣。晋商以范永斗等为代表，积极开拓贸易路线，在商业领域占据重要地位。除了晋商，浙商、徽商等也十分活跃。 浙商凭借着沿海的地理优势，大力发展海外贸易与国内贸易的连接。他们将江南的丝绸、瓷器等特产通过海上和陆路运往各地，又将海外的奇珍异宝引入国内。一艘中型商船可以装载数千匹丝绸和数万件瓷器，价值高达数十万两银子。 徽商则在茶叶、木材等领域表现出色。他们将徽州的优质茶叶运往全国各地，每车茶叶的价值在数千两银子左右。同时，他们还从山区收购优质木材，运往建筑需求旺盛的地区，每立方米木材的价格在几十两银子。 范永斗商队是晋商代表，主要在张家口及周边地区、江南、北方等地进行商业活动。他家在山西介休。 范永斗拥有庞大的商业帝国。他经营河东、长芦盐业，据记载，河东盐在当时是重要的物资，畅销各地。范永斗还垄断东北乌苏里、绥芬等地人参等贵重药材市场，人参根据品质不同，价格在几百两到上千两银子不等。 他从事江南丝绸、茶叶与北方皮毛、药材的贸易。江南丝绸精美华贵，每匹丝绸价格在十两到五十两银子之间。 茶叶如龙井、碧螺春等品种，每斤茶叶价格在五两到二十两银子不等。北方优质皮毛每张价格在二十两到一百两银子之间。 他组织的商队规模庞大，运输的货物价值高昂。一艘中型商船可以装载数千匹丝绸和数万件瓷器，价值高达数十万两银子；每车茶叶价值数千两银子左右。 范永斗在清朝建立初期，因在清军入关前就与清廷建立了特殊关系，并在之后为清廷提供了诸多帮助，如在战争中输送军粮等，被封为“皇商”，取得了政治经济特权。他的家族生意也因此得到极大发展，垄断了一些重要行业的贸易，如盐业、人参等药材生意，积累了巨额财富。 范永斗作为清朝的“皇商”，与官府关系密切。清朝建立后，顺治帝为表彰范永斗等八家商人对清朝建立的贡献，在紫禁城设宴款待，并赐封他们为“皇商”。 这八大商人：范永斗、王登库、靳良玉、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和黄云发。 顺治帝亲自召见，尝赐朝服，将他们编入“御用皇商”行列。其中，范永斗最为有名，他祖辈都生长在张家口，世代经商，他和其他七家商人通过蒙古商路，源源不断地为后金提供各类物资。 范永斗被命主持贸易事务，且“赐产张家口为世业”，获得了别的商人无法享有的政治经济特权。 正是凭借着这种特殊的地位以及与官府的紧密合作，范永斗的商业得以迅速发展壮大。若没有这种官方的支持，很难想象他能在短时间内建立如此庞大的商业帝国。 范永斗的商业活动推动了中原地区与北方草原的贸易往来，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和经济的发展。他的商业成功也为后世晋商的崛起提供了重要的先例和借鉴。 其家族的命运在后期也发生了变化。范永斗的孙子范毓在为朝廷转运军粮等事务中也做出了贡献，但随着时间推移，全国陷入“铜荒”，范氏家族的铜业生意受到很大影响。 日本限制铜的出口，使得范氏等铜商面临无铜可购的困境，而按照清廷规定，拿了钱却解不了铜要被追赔治罪。 虽然康熙曾让地方政府自行筹买铜，缓解了范氏的危机，但后来乾隆时期，范氏家族因购铜生意成本高、朝廷给价低，长期处于亏本状态，甚至到了要变卖家产填补亏空、借贷经营的地步。最终，范氏家族在艰难的处境中逐渐衰落。 康熙年间，中国的贸易呈现出繁荣多样的景象，海陆贸易均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清廷设立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和粤海关四个海关，负责管理对外贸易事务，这一举措推动了海上贸易的发展。 当时，中国与日本的贸易往来频繁。日本对中国的生丝、药材、铜钱等有较大需求，而中国的生丝及丝织品在日本市场占据重要地位。 开海之后，江浙地区广泛参与到中日丝织品贸易中，使对日输出的丝织品更加多样、充足、优质，中国输入日本的生丝及丝织品的种类大大增加。 中国与欧洲各国的贸易也逐渐兴起，欧洲人崇尚华丽的外观，紫砂艺人就尝试在紫砂壶上涂彩，于是加釉的紫砂壶开始出现并出口欧洲，像珐琅彩、粉彩等装饰的紫砂壶在欧洲市场受到欢迎。 众多港口在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广州作为重要的通商口岸，发展尤为突出。广州城外西南的怀远驿，是各国朝贡所停泊的客馆和港口，承担着重要的贡舶贸易功能。 而十三行则成为了中外商品交流的重要场所，行商们承担着代理政府向外国商人征税、代理外商销售货物、代理清朝政府和外商交涉事务等职能。 十三行街店铺林立，贸易兴隆，外国商人在此建立商馆、码头，商船云集，“洋货如山纷杂处”，呈现出一片繁荣的商贸景象。 国内的商业活动也十分活跃。河南、东北的棉花供销各地，广东佛山镇的各种铁器行销全国，苏州的丝、棉织品，南京的绸缎，景德镇的瓷器，广东台湾的蔗糖，安徽、福建、湖南的茶也都行销各地，四方流通联系紧密。 康熙年间的贸易繁荣，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还加强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和交流，使得各种文化、技术等得以传播和融合。 康熙后期，由于担心西方殖民者渗透、传教问题以及人口和粮食流失等原因，对外开放的程度又有所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