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9章 元朝末年:红巾军起义(1/1)

作者:丁凡星

历史追光者第109章 元朝末年:红巾军起义

元朝后期,以蒙古族贵族为主的统治阶级,对各族特别是汉族人民的掠夺和奴役十分残酷。 他们疯狂地兼并土地,把广阔的良田变为牧场,大臣伯颜得赏赐土地就达2万顷。大地主广占土地,“驱役佃户”。 农民失去土地沦为奴隶。官府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全国税额比元初增加20倍。 元朝统治者挥霍无度,到处搜罗民间财宝美女,天天供佛炼丹。政府财政入不敷出,滥发货币,祸国殃民。加上黄河连年失修,多次决口,真是民不聊生,出现了流民“死者已满路,生者与鬼邻”的悲惨局面。反抗的烈火在人民心中燃起。社会上流传着“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的歌谣。 这首歌谣出自黄溥的《闲中今古录》:“元到末年,数当乱,任非其人,酷刑横敛。台温处之民,树旗村落云云。由是谋反者各起。黄岩方谷珍因而肇乱江淮,红巾遍四方矣。” 它是元末社会矛盾激化、人民奋起反抗的一个缩影,表达了人民对自由和美好生活的渴望,以及对压迫和不公的坚决抗争。 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曾多次决堤,其中一次黄河暴溢,北决白茅堤、金堤(今河南兰考东北)。沿河州郡先遇水灾,又遭旱灾、瘟疫,灾区人民死者过半。黄河决堤后,冲坏山东盐场,严重影响元朝政府的国库收入。 山东盐业生产有着较好的基础,沿海各地依据自然条件而兴建各类盐场,采用传统的煎制方式获取海盐,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元王朝加大了这一区域的盐业开发力度,不断在山东海滨开辟新的盐场,提高食盐产量。但由于黄河决堤,冲坏山东盐场,导致“盐场废毁接近半数,坨存盐全部倒入河海”。 还影响了漕运,威胁了河北、山东盐场,同时,水灾、旱灾、瘟疫等灾害的发生,也使得灾区人民死者过半,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贾鲁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强征民工15万人开凿两百八十里新河道,使黄河东去,合淮河入海,时紧工迫,监督挖河的官吏乘机克扣河工“食钱”。 正十一年底,元顺帝又变更钞法,滥发纸币,物价飞腾,引起通货膨胀,最后到了“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惧不行”。“开河”和“变钞”促使元末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贾鲁开河后,北方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及其教友刘福通等发动武装起义,宣传“弥勒下生”、“明王出世”,散布民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并暗地里凿了一个独眼石人,埋在即将挖掘的黄陵岗附近河道上。独眼石人挖出后,河工们惊诧不已,消息传出,大河南北,反抗的烈火顿时燃起。 刘福通是颍州(今安徽界首)人,韩山童是河北永年人。两人一直在北方地区秘密传教,石人挖出,时机已经成熟。至正十一年五月初,韩山童、刘福通聚众三千人于颍州颍上,杀黑牛白马,誓告天地,准备起义。 刘福通宣称韩山童为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并自称南宋名将刘光世后代,当辅之。韩山童发布文告,打出“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 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的战旗,表示推翻元朝,恢复大宋的决心。这次起义因事前泄密,遭到官府的围剿,韩山童牺牲。 其妻杨氏、子韩林儿逃到武安(今江苏徐州)。刘福通突围后把起义群众组织起来,一举攻克颍州(今安徽阜阳)。因起义军头裹红巾,故称“红巾军”; 起义军多为白莲教徒,烧香拜佛,故又称香军。红巾军占领颍州后,元廷遣枢密院同知赫厮、秃赤率阿速军及各路汉军前往镇压,被红巾军击败。接着,红巾军占领亳州、项城、朱皋。九月,克汝宁府,又克息州、光州,人数已达十余万。 “众至十余万,元兵不能御。”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首诗:“天遣魔军杀不平,不平人杀不平人,不平人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 反映了元朝统治下的阶级对立和民族压迫的社会现实,红巾军所到之处,开仓散米,赈济贫农,深得人民拥护。群众纷纷加入红巾军,队伍迅速扩大到几十万人。 在红巾军的影响下,全国各地农民纷起响应。人数较多的有蕲水(今湖北浠水)的徐寿辉部、萧县(今属安徽)的芝麻李部、南阳(今属河南)的布王三部、荆樊的孟海马部、濠州(今安徽凤阳)的郭子兴部等。 为推翻元朝的反动统治,起义军提出以“明”斗“暗”(“明”指起义军;“暗”指元朝统治)的口号,鼓舞群众向封建官府作斗争。 北方红巾军从(1355年) 开始主动出击。刘福通将韩林儿迎至亳州(今今属安徽),立韩林儿为“小明王”,国号“大宋”,年号“龙凤”,建立了北方红巾军政权。刘福通任枢密院平章,不久,任丞相。 明朝时人认为是宋朝仁政遗德所致。后移都河南汴梁。红巾军坚持战斗十二年之久,从根本上动摇了元朝政权,为后来明朝的建立打下基础。 1357年,刘福通分兵三路北伐。东路由毛贵率领,经山东、河北进攻大都;中路由关铎、潘诚等率领,攻向山西、河北一带,经大同直捣元上都(今内蒙古多伦西北),放火烧毁“富夸塞北”的蒙古皇宫,继续转战辽东各地;西路由大刀敖、白不信、李喜喜率领,直趋关中,攻下兴元(今陕西南郑县)、凤翔(今陕西凤翔县),转战四川、甘肃、宁夏各地。农民起义军节节胜利,出现“官府四散躲”,“红军府上坐”的大好形势。 在三路大军北伐的同时,刘福通也开始出击。至正十八年(1358年)五月,刘福通率部攻克汴梁(今河南开封),定为宋政权都城。这时,红巾军的势力已“东逾齐鲁,西出函秦,南过闽广,北抵幽燕”,达到了极盛时期。 元朝统治者先派遣的回军、汉军溃败后,又派御史大夫也先帖木耳带兵镇压,结果又大败而归。 红巾军兵力分散,三路大军流动作战,三路大军北伐相继失利,汴梁城破,刘福通保护韩林儿冲出重围,逃奔安丰。 至正二十三年二月,早已占领了濠州(今安徽凤阳)的张士诚,趁安丰(今安徽寿县)空虚之机,遣其将吕珍攻破安丰(今安徽寿县)。 义军领袖刘福通遇难,中原地区的红巾军被地主武装镇压下去。1363年,红巾军建立的韩宋政权结束了。 而在南方,在朱元璋尚未加入起义军时,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在北方已发展至十余万人。但红巾军存在组织不够严密、战略规划不完善等问题,在元军的围剿和内部诸多困难下,发展面临困境。 刘福通拥立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为小明王,建立“大宋”政权。 朱元璋最初在南方起义,后来,随着其影响力的扩张,他的活动范围逐渐向北扩展,从而与北方的小明王政权产生了交集。随着局势变化,朱元璋势力崛起,韩林儿名义上被尊奉为主,实际被朱元璋控制,最终韩林儿在前往应天府途中溺亡,死因存疑。 朱元璋的起义军发展迅速。原是郭子兴红巾军部左副元帅,被小明王的宋政权任命为江南行省左丞相。后独树旗帜,背叛农民军,成为地主阶级的代理人。 还有徐寿辉在湖广一带领导的起义军,建立了天完政权。郭子兴在江淮地区起义,他的队伍后来成为朱元璋崛起的基础之一。 明玉珍在四川重庆一带起义,建立了大夏政权。 这些起义军有的在发展过程中被元朝镇压,有的被其他起义军兼并。朱元璋在崛起过程中,通过军事手段和政治策略,逐步整合了部分起义军的力量,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 元末红巾军虽然失败了,但农民军坚持斗争13年,历经“大小数百战”,波及大半个中国,对瓦解和推翻元朝的统治起了决定性作用。 南方各起义军的发展以及最后推翻元王朝创造和奠定了条件和基础。朱元璋趁元军疲于对付北方红巾军,无暇南顾之机,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采取先西后东,先强后弱的战略,在具体作战中,稳步推进,集中优势兵力,先剪枝叶,然后动摇其根本,从而削平群雄统一了江南,为北上灭元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军事基础。 北方起义军是失败了。但是南方以朱元璋、陈友谅的起义军还没失败,当时他们两大势力是南方的主要势力,不管谁战胜都将一统南方,以南方之力对抗当时四分五裂的北方元军都将统一天下,之所以朱元璋胜利那是军事上的战术问题了。 本来朱元璋只在应天府江苏江西一带,但是打败陈友谅,两湖在其手中,本来他是兵精,如今粮也足了,南方已在其手,之后抓准时机,乘北方元军内部自相残杀之即,假道山东,直取大都水到渠成了。 这其中很大的缘故在于,南方当时已经是中国经济的重心,南方包括江淮在朱元璋手中、元军已经没了粮饷的来源,尤其当时明军已经拥有火器和大量的骑兵,本来北方对南方最有利的骑兵优势也不复存在。 元朝的腐朽统治在红巾军的冲击下摇摇欲坠,最终走向了覆灭。而红巾军的精神,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长河中,激励着后人不断追求自由、平等和正义。 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元洪武,国号大明。元王朝在各地农民军打击下终于灭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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