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公元前206年至公元8年第81章 叛乱余波
徙淮阳王馀为鲁王；南王非为江都王，王故吴地；立宗正礼为楚王；立皇子端为胶西王，胜为中山王。 ——《资治通鉴·汉纪》 早在汉文帝时，晁错便已经提出了“削藩”的建议，但汉文帝却始终认为时机不够成熟，因此并未贸然进行削藩，而是采用贾谊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策略，以相对柔和的方式，不断削弱诸侯国的实力。 晁错此人，虽然才能出众，但处事却太过急于求成，在汉景帝即位之后，他凭借着皇帝的对自己的宠幸，不仅先后更改法令三十余条，而且又利用汉景帝与吴王刘濞之间的矛盾，重提削藩之事，结果不仅将自己推到了满朝文武的对立面，最终导致被杀，更是差点将西汉王朝推到了深渊。 再说汉景帝，彼时的他虽然已经年过三十，但缺乏执政经验的他，并未意识到由于父亲汉文帝大肆提拔寒门子弟，引发的功勋集团不满，即位之后便大肆提拔东宫旧部，专宠于晁错等人，最终导致了文帝朝旧臣和功勋集团的联手逼宫。 而在削藩问题上，汉景帝因为急于证明自己，与晁错一样，显得太过操之过急，他虽然也意识到了削藩会引发诸侯王叛乱，相应的做出了一定布置，但准备显然不够充分，以至于叛乱爆发之后，朝廷一度陷入危局，幸有梁王刘武拼上全部家当，将叛军挡在了梁国以东，这才避免了叛军威胁关中。 “七国之乱”虽然仅仅持续了三个月便被平定，但给西汉王朝带来的冲击却十分巨大，尤其是刚刚即位数年的汉景帝，经历了这次事件的冲击，他也不得不考虑自己的施政方略，反思自己是不是太过急躁了。 正因如此，在叛乱平定之后，汉景帝一改当初的强硬态度，对诸侯王予以了一定程度的安抚，除了直接参与叛乱的吴王刘濞、胶西王刘卬、胶东王刘雄渠、菑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赵王刘遂和吴王刘戊身死国除之外，汉景帝并未对其他诸侯王进行惩处，并一定程度展现了自己仁慈。 例如楚王刘戊虽然也参与了叛乱，但当其兵败身死之后，其家人便匆忙将刘戊葬入了徐州狮子山的楚王陵。因此，在叛乱平定之后，汉景帝非但没有过多的追究他的罪责，反而同意了按照诸侯王的规格，将其葬在尚未竣工的王陵之中。 又如齐王刘将闾，鉴于他并未起兵叛乱，并坚守临淄抵抗齐地叛军数月，汉景帝并未追究他参与叛乱密谋，以及与叛军私下联络的罪名，反而在刘将闾服毒自尽后，将他的太子刘寿立为了齐王，使其继续统治齐国。 当初，在齐地叛乱被平定，胶西王刘卬等人或战死、或自尽的情况下，当初阴谋参与叛乱，但因被郎中令囚禁而未能起兵的济北王刘志，自知罪责难逃，便也打算以自己来保全自己的妻子儿女。 见状，齐人公孙玃连忙上前劝阻，对刘志说道，“我愿意替大王去游说梁王，通过他向皇上求情，若是成功，大王便不用死了；若是失败，大王再死也不晚。” 如果能够活命，谁又愿意去死呢？刘志也知道，梁王刘戊在汉景帝和窦太后面前十分受宠，前段时间京城还传出皇帝打算在百年之后将皇位传给他的流言，若是有梁王出面求情，说不定事情真有转机。想到此处，刘志便暂时放弃了寻死的念头，派公孙玃前往梁国。 公孙玃见到梁王刘武后，说道，“济北国东临强大的齐国，南面连接着吴国和楚国，北面又受到燕国和赵国的威胁，四面受敌，随时面临着被瓜分的局面。济北王权谋不足以自守，实力又不足以御敌，当初之所以答应叛乱，并非出于本意，乃是形势所迫而已。 如果当初济北王拒绝叛乱，那么吴王就会先攻打济北国，然后与燕赵连成一片。如今济北国固守臣节不归降吴王，使得吴国失去盟友而只能独自向西用兵，济北王已经算是恪尽职守、忠心耿耿了。 如今济北王有这样的功劳，却还受到朝廷的猜疑，以至于整天担惊受怕。如果让他后悔当初没有与吴王一起叛乱，对国家显然是不利的，那些恪尽职守的诸侯国也都会因此产生疑虑。如今，能够在太后和皇上面前据理力争的，只有大王您一个人，还请大王您考虑一下。” 自认在“七国之乱”中立下首功的梁王刘武，此时俨然已经以储君自居，而作为储君，考虑问题自然不能再局限于诸侯王这个身份，而应该通盘考虑天下大势。 如果刘武依旧只是个梁王，济北王刘志的死活自然与自己无关，根本没有必要冒着得罪皇帝的风险，去为一个血脉关系已经较为疏远的诸侯王求情。可是作为储君则不同，无论是为了天下的稳定，还是为了将来坐稳皇位，他都不能置身事外。 正是由于心态的变化，梁王刘武在听取了公孙玃的劝说后，这才上书汉景帝，将公孙玃的话转呈皇帝，以替济北王刘志求情。 汉景帝见到梁王刘武的上书，认为济北王刘志当初虽然是因为被囚禁看管才没有参与叛乱，但正如公孙玃所说，从客观上来说，刘志的确对叛军起到了一定牵制作用，何况当时作壁上观的诸侯王并不在少数，如果对济北王刘志予以严惩，这些诸侯王又该怎么想？ 于是，为了平息叛乱造成的动荡，修复朝廷与诸侯王之间的裂痕，汉景帝最终采纳了梁王刘武的建议，下诏赦免了济北王刘志，将其改封为了菑川王。 不仅如此，汉景帝三年（前154年）六月，汉景帝又下诏赦免了当初“七国之乱”时，被吴王刘濞等诸王裹挟，仍然逃亡在外的百姓和士兵，让他们返回家园安心生活。 同时，鉴于吴楚两国天高皇帝远，又担负着防御闽、越异族的责任，汉景帝还打算改封吴王刘濞的弟弟、德哀侯刘广为吴王，改封楚元王刘交第三子、楚王刘戊的叔叔刘礼为楚王。 不过，此举却遭到了窦太后的反对，窦太后认为吴王刘濞乃是“七国之乱”的首犯，虽然已经身死，但其罪不可免，若继续保留吴国，根本无法达到警示天下的目的，其他诸侯王也会变得有恃无恐，因此认为恢复楚国即可，吴国必须除国。 汉景帝认为母亲所言有理，遂以宗正刘礼为楚王，又以吴国的薛郡重立鲁国，改封皇子、淮阳王刘馀为鲁王，以监视楚国；又封皇子刘端为胶西王，以隔绝淮河南北的诸侯王；割常山郡的北部诸县设中山国，以皇子刘胜为中山王，以隔绝燕地和赵地。 “七国之乱”时，汉景帝之子、汝南王刘非虽然年仅十五岁，但却主动上书请求攻打叛军，并率领汝南军队奋勇作战。因此，在窦太后反对重立吴国的情况下，汉景帝便改封汝南王刘非为江都王，负责治理原吴国地区。 “七国之乱”的持续时间不长，但对西汉统治的冲击却一点也不小，历经这次叛乱，使得汉景帝充分意识到，虽然历经汉文帝的打压，但诸侯王和功勋集团势力仍然极大，对朝廷仍然存在着极大的威胁。 而在诸侯王和功勋集团两者之间，无疑以诸侯王的威胁更大，毕竟他们随时能够威胁到朝廷的统治，而功勋集团历经汉文帝打压之后，如今虽然仍有一定影响力，但除了在特殊时期趁机发难，在朝廷统治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已经很难再翻得起什么浪花，而且由于涉及面实在太广，短期内很难解决。 于是，随着叛乱的平定，在诸侯王实力大损，而朝廷声威高涨之际，汉景帝决定趁势进一步削弱诸侯国的实力。当然，有了前车之鉴，汉景帝这次没有再采取强硬的做法，而是选择了相对柔和的手段。 汉景帝四年（前153年）春，汉景帝下诏重新在关键要隘、河津设置关卡、驻扎驿卒，对于商贾和百姓的往来严格盘查，严禁诸侯国之间相互往来，防止诸侯王相互串联。 同时，汉景帝又采用分而治之的策略，在此后数年中，相继分封自己的儿子为王，并对原有的诸侯王予以改封，用与自己血缘关系较近的诸皇子，将血缘关系较远的诸侯王隔绝开来，使得诸侯之间、诸侯与各郡之间相互牵制。 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对淮南三王的处理。当初，吴王刘濞起兵谋反时，曾派使者前往淮南地区，策反淮南三王，淮南王刘安曾打算起兵响应，但衡山王刘勃和庐江王刘赐却坚决不肯出兵，对朝廷算得上是忠心耿耿了。 然而，当衡山王刘勃于汉景帝四年（前153年）入京朝见时，汉景帝为了防止淮南三王相互勾结，仍以“南方卑湿”为由，改封衡山王刘勃为济北王。济北国不仅要比衡山国小，而且远在齐地，与兄长淮南王之间相隔了数个诸侯国。 就在刘勃被改封为济北王后不久，汉景帝又以同样的理由，改封庐江王刘赐为衡山王，庐江国则被废为了庐江郡，以庐江郡将衡山国和江都国（原吴国）隔绝开来。 汉景帝此举，看似是在关心衡山王刘勃和庐江王刘赐的身体，对他们没有参与叛乱的褒奖，但实际上却是对淮南三王予以拆分，削弱淮南地区诸侯王的势力，毕竟他们兄弟三人的血缘关系太近了。 同时，汉景帝又利用朝廷平定“七国之乱”的余威，下诏取消了诸侯王任免封国官吏和征收赋税的权力，改由朝廷派遣官吏治理，将诸侯王治理封国的权力收归朝廷，同时又改革诸侯国官制，改丞相为相，裁撤诸侯国御史大夫等大部分官吏。 此后，诸侯王除了按照朝廷规定的数额收取相应租税作为俸禄之外，虽然在封国内地位依旧至高无上，但却再也不能自治其国，亦无权过问封国的政事，这使得朝廷对诸侯国的管控大大加强。 诸侯国在丧失独立政治权力之后，其实际地位已经与汉郡无异，不仅使得诸侯国丧失了同中央对抗的物质条件，极大加强了中央集权，同时也使得诸侯国的百姓从诸侯王的统治下解放了出来，可以与朝廷直接统治的郡县一样享受到“文景之治”的各项优惠政策，对汉朝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固，起到了卓越的成效。 在处理诸侯王问题的同时，为了加强集权，防止此前逼宫事件再度出现，汉景帝也在想办法限制功勋集团的权力。 不过，相较于诸侯王而言，对于功勋集团的处置无疑要更为复杂，毕竟在这次叛乱之中，诸侯王乃是有罪的一方，而功勋集团却在平叛中却多有战功。 “七国之乱”被平定后，在这些功勋将领和文帝旧臣立有战功的情况下，汉景帝虽然不得不对他们予以嘉奖，但鉴于这些人曾经的逼宫行为，汉景帝的赏赐更多局限于爵位和钱财，而几乎没有给予他们任何实权。不仅如此，这些功臣在此后的多年中，更是相继遭到清算。 例如作为大将军领兵平叛的外戚窦婴，虽然因功被封为魏其侯，凭借着功侯和外戚双重身份，一度声望高涨，也获得了参议朝政的权力，但却始终没有获得实权。而在叛乱中率兵先后平定齐地、赵地的栾布，也只是被封为了俞侯，曾在汉文帝时担任燕相的他，又被遣回燕地继续燕相。至于没有立下功勋的袁盎，则只是被任命为了楚相，不久后便又因病辞官。 正如前文所说，这些功勋大臣虽然拥有一定权势，但在朝廷统治稳定的情况下，并不会造成太大的威胁，因此汉景帝对他们的惩处力度其实并不算太大。相较于这些官员，汉景帝显然更为重视军权的归属，汉景帝五年（前152年），在丞相陶青因病辞官后，汉景帝任命太尉周亚夫为丞相，趁机再度废除太尉一职，从而将军权彻底收归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