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沙：我在时间缝隙里整活第218章 东汉
生产工具</p>
东汉出现了短辕一牛挽犁，操作灵活，便于在小块农田上耕作。这种短辕一牛挽犁的出现，是跟犁铧的改进结合在一起的。东汉时已经大量使用全铁制犁铧，它比以往的v形犁，刃端角度已逐渐缩小，不但起土省力，而且可以深耕。此外，新型的全铁制的耕作工具也逐渐增多。在四川乐山崖墓石刻画像中见到的曲柄锄，是便于铲除杂草的中耕工具；四川绵阳发现的铁制钩镰，全长35厘米，是专用于收割的小型农具，操作起来很方便。 [175]</p>
据记载，汉献帝末年，雍州刺史张既曾令陇西、天水、南安三郡富人造屋宅水碓。可见水碓在当时已经普遍采用了。水碓是用水力带动石碓的舂米工具，它比以前用柱臼或脚踏石碓舂米，不但省力，而且效率更高。考古发掘还不断有陶风车、陶磨盘模型出土，都说明农产品加工工具有了显着进步。</p>
兴修水利</p>
东汉杜诗水排(5张)</p>
在各地发现的东汉墓葬里，经常可以看到水田和池塘组合的模型，有从池塘通向水田的自流水渠，有的还在出口处安置闸门。汉灵帝时，宦官毕岚总结劳动人民的实践经验，创作翻车和渴乌，使灌溉水平大大提高。 [103]</p>
东汉的水利灌溉工程，有不少是对西汉原有水利的修复和治理。东汉时期不仅修复和扩建了许多已堙废的陂塘，而且又新修了一批水利灌溉工程。杜诗任南阳（治所在今河南南阳）太守，“修治陂池，广拓土田”，与民兴利，当地百姓对他称之为“杜母”；汝南地区的鸿隙陂（亦称鸿郤陂），西汉时堙废。东汉初，邓晨任汝南太守，加以修复，可以灌溉几千顷良田，致使汝南殷富，“鱼稻之饶，流衍他郡”；后鲍昱、何敞继任汝南太守，也在那里扩建陂塘，修治旧渠，灌溉和新垦良田三万多顷。马棱任广陵（治所在今扬州）太守，修复陂湖，灌溉田二万余顷；张禹任下邳（治所在今江苏睢宁西北）相，修复堙没的蒲阳坡，引水溉田，垦辟土地“民用温给”，修理漳水的支渠，灌溉民田等等。又如庐江的芍陂、会稽的镜湖等，都是当时着名的灌溉工程。这些都是对过去水利工程的修复。东汉时期最大的一项工程是对黄河的治理。 [104]</p>
东汉石辟邪</p>
东汉前期，各地还开凿了许多灌溉渠道，三辅、河内、山阳、河东、上党、太原、赵、魏及河西、江南地区，也都“穿渠灌溉”，有的地区还开辟了很多稻田。黄河的治理，更是当时一项巨大的水利工程。1世纪初，黄河在今河南、河北交界地区决堤，河道南移，改从千乘（山东高宛以北）入海。河水泛滥成灾，淹没了几十个县。汉明帝时，在着名水利专家王景、王吴的主持下，用“堰流法”修了浚仪渠，并从荥阳（今河南郑州荥阳市）至千乘海口千余里间修渠筑堤，从而使河、汴分流。黄河受两堤约束，水势足以冲刷沙土，通流入海。经过广大人民的辛勤劳动，终于战胜了黄河水患。此后八百年间，黄河没有改道，水灾也减少了。 [17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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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耕技术</p>
东汉时牛耕技术受到了普遍的重视，一些地方官吏注意推广牛耕技术，铁犁牛耕技术已从中原向北方高原和江南一带推广。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店子乡东汉墓中的农牧壁画。陕西绥德县东汉画像石上的牛耕图，和米脂县东汉牛耕图，证明内蒙古、陕北高原的牛耕技术和中原地区已没有什么不同。任延做九真太守，在当地推广牛耕，田亩年年增辟。在西汉后期发明的精耕细作的区种法，到东汉时期得到了迅速推广。 [155]</p>
庄园经济</p>
东汉时期，豪强地主都占有大量土地，通常又采取田庄式的生产经营方式。在当时的田庄中，有农、林、牧、渔各业，还从事某些手工业的生产或进行一定的商业和高利贷活动，具有极强的自给自足性质。例如刘秀母舅樊宏在湖阳经营的田庄，其中有数里面积的樊陂，田地达三百余顷。在这个田庄中，庐舍楼阁成片，“竹木成林，六畜放牧”，“檀棘桑麻，闭门成市”，可见其规模很大，具有多种经营的特点。 [107]另外，樊宏还“好货殖”，从事商业和高利贷活动。在四川发现的画像砖上，也可以看到地主田庄的同样情景。 [108]</p>
崔实所写的《四民月令》，对地主田庄的经营情况记载道：田庄里种植着小麦、大麦、春麦、粟、黍、粳稻、大豆、小豆等粮食作物，胡麻、牡麻、蓝靛等经济作物，瓜果等蔬菜；自己制作各种酱、酒、醋及饴糖等食物；又种植药用植物，以配药品。在这种大田庄里，还种植各种林木以及果树，饲养马牛等耕畜和家畜。在手工生产方面，自己养蚕，纺织各种麻布和丝织物，制作衣、鞋，制造农具和兵器等。此外，田庄中也有粮食及农副产品的买卖。可见，在地主田庄里，各类生活资料基本上都可以自给自足。 [104] [109]</p>
《四民月令》中还记述了地主田庄内精耕细作经营农业的一些情况。这种田庄的农业经营，十分注意时令节气，重视杀草施肥，根据不同土壤的性质，种植不同的作物，采用不同的种植密度。并能及时翻土晒田，双季轮作，提高土地的利用率。</p>
开垦土地</p>
东汉时期垦田数增加到 余顷，几乎赶上了西汉极盛时的数字。如果加上豪强地主隐瞒的土地和依附农民，东汉的人口和垦田数会更多。这反映了东汉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 [174]</p>
手工业</p>
冶铁技术</p>
东汉环首刀(6张)</p>
由于东汉铁制农具的普及，钢铁的需要量大大增加，从而推动了冶铁技术的改进。东汉初期的南阳官员杜诗发明了水排（鼓风炉），利用水力转动机械，使鼓风皮囊张缩，不断给高炉加氧。水排的极大提高了冶铁质量和效率，是东汉冶铁技术的重大创新，也是世界冶铁史和机械史上的伟大发明，约早于欧洲一千多年。在铁器铸造方面，东汉时已熟练地掌握了层叠铸造这一先进技术。在河南温县发现的一座烘范窑，出土了五百多套铸造车马器零件的叠铸泥范。把若干个泥范叠合起来，装配成套，一次就能铸造几个或几十个铸件。同时，叠铸技术有重大改进，由原来的双孔浇铸，改为单孔浇铸。叠铸技术的改进，进一步提高了生产效率，节省了原料。考古发掘资料证明，东汉时铁制用具已普遍应用到生活的各方面。铁钉、铁锅、铁刀、铁剪、铁灯等的大量出土，就是有力的证据。 [174]</p>
环首刀</p>
铁制兵器开始逐步取代青铜兵器是在西汉中期以后，当时出现了一种新的冶炼钢铁技术—百炼钢。 [105]汉朝建立后，冶铁业得到迅速发展，汉朝掌握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冶铁技术。随着骑兵时代的降临，军队对兵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骑兵时代的降临，青铜剑的刺击方式，已不能满足高速运动中的骑兵技术，而环首刀单面开刃、厚脊，在当时而言是最利于砍杀的兵器，加上强弩铁戟的长短程配合，大大加强了汉骑兵的攻击力。这就使得环首刀和强弩一样，成为汉军独步天下的利器。这种经过反复折叠锻打和淬火后制作出来的直刃长刀，和后世的刀不同，一是直身，二是斜锋而非曲锋，三是没有格—因为刀主要用来劈砍，没有刺的功能，所以不用铸格来护手。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杀伤力最强的近身冷兵器，也是人类历史上具有非凡意义的一种兵器。 [106]</p>
东汉晚期，钢铁刀剑流入朝鲜和日本等亚洲其他国家，日本更是直接仿制环首直刀，并精心改进装饰，被尊为兵器之典范。环首刀这一套制刀的技术，从汉代传承到唐代，而后传入日本，开始仿制出唐样大刀，并继续摸索实践，最终成为了如今驰名天下的日本刀族（主指太刀、打刀、忍者刀）的基本流程。汉刀、唐刀、倭刀，是东亚特色长刀的一脉相承。 [106]</p>
西汉孕育的环首刀和百炼钢技术在东汉时期得到成熟和普及，彻底取代长剑是在东汉末年。东汉时期由于冶铁技术和效率的进步，对钢刀的炼制锻打次数已可有西汉的10多次提高至30次乃至50次。1974年7月，在山东临沂苍山地区出土一把东汉的环首刀，刀身上还刻有隶书铭文十八字：“永初六年（112年）五月丙午造卅湅大刀吉羊宜子孙”。“卅湅”就是三十炼，也就是这把刀曾经使用“百炼钢”技术将钢材折迭锻打达三十次之多，而在这把刀的刃部还发现有经过“淬火”以提高表面硬度。而正是在这种先进武器和汉帝国强大国力的支持下，东汉军队彻底消灭北匈奴，南匈奴内附被完全汉化。最终这部分西迁的北匈奴后裔辗转来到欧洲，被称作匈人，将暮年的西罗马帝国搅得天翻地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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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时期，在冶铁手工业中已经使用煤（石炭）做燃料。在河南郑州巩义市的冶铁遗址中曾发现混杂了泥土、草茎制成的煤饼，说明煤已被用来炼铁。巴蜀地区还利用天然煤气煮盐。 [174]</p>
纺织业</p>
在纺织业方面，东汉初年已能用织花机织成色彩缤纷、花纹复杂的织锦。当时，蜀锦已驰名全国，襄邑（河南睢县）和齐（山东临淄）的丝织业特别发达。考古材料还证明，在边疆地区，丝织业也有很大的发展。新疆不少地方汉墓出土的红色杯纹罗，织造匀细，花纹规整，反映丝织工艺水平相当高。在同一地区出土了组织细密的织花毛织品，颜色鲜丽，显示出当时西北高度发展的毛纺织工艺技术。 [174]</p>
漆器业</p>
漆器业等手工业部门，在东汉时也都有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的漆器以蜀郡、广汉出产最为有名，两地工官主造的漆器，都是精美绝伦的手工艺品。 [174]</p>
陶瓷业</p>
东汉对后世的另外一项贡献是制陶业的发展，它使中国彻底脱离了青铜时代的材料束缚，把一些以前为豪门贵族专有的用品带入了寻常百姓家。瓷器烧制的火候更高，器物的吸水性更弱。从出土的器物看，它已十分接近后来的青瓷。 [174]</p>
商业</p>
商业政策</p>
东汉实行“宽商”政策，并不抑商。纵观两汉统治者对商业、商人的主导政策，学者指出西汉实行抑商政策，而东汉则是“宽商”，对商业的限制相对宽松。 [245]</p>
经济区域的变化</p>
东汉时期，江南地区取得了巨大发展。随着铁工具的普遍推广和牛耕技术的提高，增强了人们向自然界斗争的能力，特别是它使江南河网沼泽地区的大规模开发成为可能。加上当时各种社会原因，东汉时期的经济区域开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p>
东汉以前人口密度分布</p>
东汉以前，中国经济的先进区域主要在淮河以北，特别是包括关中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当时的人口分布，也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到了东汉中后期，这种情况开始有了较大的变化。</p>
东汉邓太后执政的永初二年（108年），由于连年灾害，邓太后便将北方灾民“尤困乏者”迁往江南地区的荆州（今湖南湖北）、扬州（今江浙地区）等“熟郡”安置。官方组织的大量移民涌入江南，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促进了江南地区经济发展。 [258]于是，黄河流域地区人口减少，出现了衰落的迹象。而南方出现了新的经济发展地区，人口在急剧上升。</p>
随着人口的增加，南方不少地区的开发速度加快。如太湖和钱塘江流域，西汉时统由会稽郡管辖，东汉时分为吴、会稽二郡，这正是经济发展的直接结果。其他如鄱阳湖、洞庭湖周围地区及成都平原一带，都在不断发展，成为新的经济发达区域。不过，东汉时期，大部分人口仍然集中在黄河中下游一带。因之，黄河流域仍是当时的经济、政治中心。</p>
市场交易</p>
东汉政府为便利商业的经营和收税，在各城市设“市”，交易市场，市场内有居住着常年营业的人，称行商坐贾。同时还有定期定时的乡村集市，由各方商人、乡村农民和城市居民把自己的生产品或贩运的货物运到集市去卖。“市”与集市互相呼应，相当繁荣。在周边地区还有关市，由官府和各民族间进行商业贸易，分定时和不定时两种，称为“互市”或“合市”。东汉与鲜卑、乌桓、匈奴及西南各族都有定地定期的“合市”。汉和匈奴每次“合市”，汉商以铁器、丝织品和其他手工业品，交换匈奴数以万计的牛马，规模很大。 [118]</p>
夜市兴起</p>
东汉时期，打破了以往朝代"夜静，人迹绝”的禁锢，出现了夜市的萌芽 [249]。</p>
据桓谭《新论》中说："扶风漆县之邠亭，部言本太王所处，其民有会日，以相与夜市，如不为期，则有重灾咎。"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也有关于邠亭夜市的记载。《说文·邑部》“邠”字解曰：“豳美阳亭，即豳也。民俗以夜市。”一个俗字，强调了当时夜市已经成为一种传统的风俗习惯。 [248]</p>
贸易发展</p>
东汉对西域的商业交换，一是以政府使节的名义，派遣商队到各国进行贸易；二是商人自行结伙组成商队，沿丝绸之路把大批丝绸运往西域，远者达中西亚和欧洲，再把这些地区的皮毛制品和香料运到汉朝来。 [118]</p>
城市繁荣</p>
东汉的宽商政策推动了从洛阳、南阳为中心的一大批工商城市的兴起。作为东汉首都洛阳，人口达到百万以上，其人口数远远超过了西汉都城长安。洛阳的街道上，车马行人熙熙攘攘，非常繁华。 据王符估，在洛阳经营正当工商业的“浮末”人数比农夫要多倍，而专门从事为富人提供淫侈消费品的“虚伪浮末”人数又比“浮末”多10倍，足见洛阳是一个典型的消费型的城市。 [245]东汉人王符说：“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划此”。说明当时商业的发达和经商者之多。</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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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首都洛阳外，苑、成都、临淄、邯郸、吴、番禺、丹阳（今安徽当涂东）、豫章（今证西南昌）以及甘肃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地商业都很发达。东汉时地主，官僚、富商三位一体，趋商者日多。有些人因经事而成巨富，如富商孙奋竟有钱17亿多，有奴仆800余人，商人活跃，贸易兴旺，带来了城市的兴起和繁荣。 [118]</p>
人口</p>
多数研究认为， 东汉时期的峰值人口在6000 万人以上， 略高于西汉时期。《中国人口通史》 考证公元157 年东汉疆域内人口为 6500万 [247]（一说7200万） [244]。</p>
由于农田水利工程的兴建，农耕工具的改进，农业耕作技术的提高以及精耕细作方法的推广，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使东汉时期的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如西汉时，都城附近的京兆、左冯翊、右扶风一带，地处关中地区，人口特别稠密，共有240多万。到东汉时，关中战乱频仍，残破不堪，人口锐减至50余万。兖州也由780多万减至400万左右。相反，南方诸州，人口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扬州人口从320多万增到430多万；荆州人口从350多万增到620多万；益州人口也从470多万增到720多万。</p>
东汉初，全国在籍人口有2100余万，明帝末年（75年）增加到3400多万，章帝末年（88年）上升到4300多万，和帝末年（105年）达到5300多万。 [174]东汉官方户口统计的峰值在永寿三年（157年），全国有户，口 [110]，现代学者考虑到当时被豪强地主霸占或荫庇的大批徒附、宗族、宾客、部曲、奴仆等人群以及迁居汉地的匈奴、羌族、氐族及百越等民族大多未纳入户口统计 [111]，故认为东汉人口峰值达6500万 [14] [112]。</p>
东汉官方户口统计表</p>
公元年份</p>
户数</p>
口数</p>
垦田数（单位顷）</p>
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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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1500万到1600万 [259]</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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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帝中元二年（57年）</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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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明帝永平十八年（75年）</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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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章帝章和二年（88年）</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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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和帝元兴元年（105年）</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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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安帝延光四年（125年）</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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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顺帝永和三年（138年）</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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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年）</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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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顺帝建康元年（144年）</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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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冲帝永嘉元年（145年）</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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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质帝本初元年（146年）</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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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桓帝永寿三年（157年）</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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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3]</p>
2 [14]</p>
3 [244]</p>
-</p>
资料来源：《后汉书·郡国志五》 [113]及刘昭注 [42]；《晋书·地理志》 [110]。</p>
文化</p>
播报</p>
编辑</p>
教育</p>
为了培养精通儒术的统治人才，光武帝开国之始就重视教育事业。建武五年（29年），在洛阳建立太学。光武帝亲到学支持鼓励，人太学者甚多，一时形成“诸生横巷”的盛况。明帝时，又扩充太学，太学生达3万多人。另外，各郡国也都兴办学校。一些大儒也收徒授业，学生成千上百。东汉教育的发达班固赞为：“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培养了大批封建铁治人才，扩大了官僚队伍的基础。 [173]</p>
在发展东汉的教育方面，邓绥、梁妠两位太后做了大量工作，邓绥让近臣、宫女、贵族子弟都受教育，这种无论男女、富贫、贵贱，都令之受教育的思想可以称得上开明、先进了。梁妠厚礼聘请着名的儒者出山到太学授业，她们利用各种渠道来发展东汉的教育事业，这一贡献确实是卓着的。 [185]</p>
邓太后还创办了男女同校学堂。元初六年（119年），她征召五岁以上的亲王和邓氏的男、女共七十多人，到专门开设的学馆中学习经书。 [186]邓太后为皇室和邓氏近亲的子女开办的学堂，可以说是把女子家庭教育上升为学堂教育。这样开拓性的教育理念，在当时可称得上一大创举。 [187]</p>
邓绥亲自办官邸学校，兼收女生，开创了中国女子受学校教育及男女同校的先河， [240]被视为男女教育平等思想的萌芽，是女子教育史上一次划时代的突破； 使女子教育第一次从家庭教育迈向学校教育。 [242]</p>
思想</p>
西汉末年，从董仲舒开始的神学化的儒学思想继续发展，谶纬迷信开始广泛流传刘秀当初为了称帝，就用符瑞图谶来证明他当皇帝是“天命”所归，是神的意志。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后，对谶纬崇信更甚。用人施政都要找谶纬作根据；各种重大问题的决策，也以谶纬来“决定嫌疑”；对于儒家经典的解释，都以谶纬为指归。</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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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汉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思想家王充着成《论衡》一书， [183]提出无神论，构建了相对系统的无神论思想体系，试图唤醒当时的百姓，打破人们对谶纬神学和鬼神迷信的盲目信任，引导人们回归现实，以促进社会生活的正常化。 [184]</p>
和熹邓皇后更是反对巫蛊迷信，一临朝即诏今罢除一切滥设的祠堂，指出“鬼神难徵，淫祀无福”，身体有恙也不求鬼神，“太后体不安，左右忧惶，至令祷祠，太后闻之即谴怒”。国家有难，也振灾自救，不求鬼神：“诏飨会勿设戏作乐，减逐疫辰子之半”。这些破除迷信的举动对当时思想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85]</p>
文学</p>
东汉大兴儒学，太学林立，学术气氛浓厚，故而东汉在中国历史上的科技和文化发展中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此外，被称为文宗字祖的许慎所着的《说文解字》成为了汉字学的开山鼻祖，故后人研究汉字必先读《说文解字》。 [125]</p>
汉赋</p>
西汉汉赋的极盛发展和城市建设的突飞猛进，极大影响了东汉汉赋的创作。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都是以长安、洛阳为对象而创作的汉赋杰作。描述了长安与洛阳城市的雄伟、市井的繁华、宫室的壮美、杂技歌舞的盛况，反映了一代京都的繁荣景象和非凡气势。 [181]</p>
五言古诗</p>
《古诗十九首》是一组东汉晚期五言古诗的统称，梁代昭明太子萧统编撰《文选》时，把这些诗选在一起，题为《古诗十九首》。每首诗都是以诗的首句为题目。诗的内容分为两类，一类是抒发失意忧伤的苦闷，一类是抒发久别亲人的忧思。《古诗十九首》都是五言抒情诗，在艺术上有乐府民歌朴素自然的优点，表现手法细腻，语言精炼，结构严谨，标志着中国文人五言诗的成熟。 [181]</p>
字典</p>
《说文解字》于永元十二年（100年）许慎撰，上说先秦之文，下解秦汉之字。全书14篇，分540部，收录9353字，其中重1163字，解说字。这是中国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181]</p>
史学</p>
东汉时期最重要的历史着作，是班固所着的《汉书》。《汉书》起自汉高祖刘邦，止于平帝、王莽，写了西汉王朝二百多年的历史，是中国经》译成中文。佛教自传入始，就得到了最高统治阶层的青睐，从楚王刘英、汉明帝到汉桓帝，都是好佛者。这对于扩大佛教在社会上的影响，必然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167]桓帝之后，有笮融“大起浮屠祠”、“大起浮屠寺”。 [168]</p>
安世高在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到汉灵帝建宁四年（171年）的二十余年间，译出《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大十二门经》、《小十二门经》、《百六十品经》等。所译经典以关于禅法的典籍为主，间及阿毗昙学。支谶于汉桓帝末年来到洛阳，在汉灵帝时译出《般若道行经》、《般舟三昧经》、《首楞严三昧经》等。和安世高、支谶两大译师同时的竺佛朔、安玄、支曜、康孟祥等人，也都各有传译。除西域译人之外，汉土沙门严佛调也是杰出的参与译事的人。</p>
原始道教</p>
在佛教的影响下，方士把阴阳五行、服食炼养、导引行气、辟谷延年、神仙长生、鬼神祭祀、图谶符箓、巫术迷信等互相杂糅，并同《老子》牵合，构成原始道教。 [162]《太平经》是道教的第一部经典，出现于汉顺帝时。 [161]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创立太平道，以跪拜首过、符水治病作为传教手段。声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发动黄巾起义。 [16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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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斗米道的教义与太平道相似，创始人是沛人张陵。汉顺帝时张陵作道书。受道的人要出五斗米，故称五斗米道，时人称为米贼。 [160]东汉末年，五斗米道主要在雍、益二州活动，根据地在汉中。张陵死后，其子张衡传其道，张衡死，其子张鲁又继之。张鲁以《老子》为五斗米道主要经典，并为之作注，名曰《老子想尔注》。 [163]汉文化中的道家学说、阴阳五行、神仙方术，与西南少数民族信仰有机融合，形成了中国本土宗教道教。 [156]在汉晋的历史文献中，多称张陵之道教为“鬼道”，称其道徒名为“鬼卒”。 [157]张陵正一盟威之道的直接渊源就是巴蜀氐羌民族的原始巫教——鬼道。 [158]一说五斗米道真正创始人是张修，张鲁杀张修夺取教权后托名张陵创教。 [165]</p>
道教受到传入中国的佛教的影响。因此他们也忏悔罪恶，劝人行善，或者举办公益事业——这些都是佛教所推重的施舍（dāna）的行为。另外一些项目则有戒除饮酒，或者只饮适度的酒。关于老子“变化”的想法恐怕也是受到了佛陀“化身”（nirāna-kāya）启发而来。 [159]</p>
艺术</p>
播报</p>
编辑</p>
到东汉时期，书法、绘画已不单纯作为文字图形符号使用，它们的艺术地位逐渐显露出来，虽然今日东汉流传下来的艺术品数量不多，但从其中依然能窥得汉文化的风貌。张衡不仅对天文学作出了重要的建树，而且富有文学才能，亦是东汉着名的画家之一。 [176]</p>
绘画</p>
在汉代，皇帝的宫殿、贵族的邸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p>
化学</p>
中国早期的化学与炼丹术有密切联系。在秦与西汉方士的探索和经验积累的基础上，东汉末期的魏伯阳着成了《周易参同契》一书，被认为是世界所存最早的炼金专着。书中总结了当时炼金炼丹的技术和知识，介绍了水银与铅、硫磺等的化学反应，记载了汞、硫、铅、丹砂等炼丹、炼金的药物，提到胆矾、云母、氯化铵、铜、金等物质，说明当时已经获得了不少元素的知识。但该书还不能将化学同迷信分开。西方学者认为，《周易参同契》是“所知最早的炼金术专着。该书载有许多带有迷信色彩的资料，并用一些异想天开的名称隐喻所用的许多制法和试剂，这和西方的情况并无两样。不过，它仍可表明作者是一位实用化学家”。 [120]</p>
天文</p>
自然科学方面，以南阳“科圣”张衡为代表的东汉学术界，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张衡则以高超的工艺制造了“浑天仪”、“地动仪”等科学仪器，制造这些仪器的原理仍被广泛使用。 [119]尤其是地动仪，直到一千七百多年之后，欧洲才发明了类似的仪器。他在天文学巨着《灵宪》中对月食成因的解释，使他成为了世界上算术》此书约成于东汉初年，是中国算经十书中最重要的着作。全书分为九章：方田（分数四则算法和平面形求面积法）；粟米（粮食交易的计算方法）；衰（cul）分（比例的算法）；少广（开平方和开立方法）；商功（立体形求体积方法）；均衡（管理粮食运输均匀负担的计算法）；盈不足（盈亏类算术的解法）；方程（一次方程的解法和正负术），勾股（勾股定理的应用和简单的测量解法）。其中负数、分数计算和联立一次方程解法等都是具有创造性的成就。该书现已被译成多种文字。 [176]</p>
农学</p>
《四民月令》该书仿《礼记·月令》体例，逐月记述士农工商的生活和生产活动；禾、麦、黍、麻、豆的种植；蚕桑、蔬果、树木的经营；家畜饲养以及祭祀、社交、教育、贸易、饮食、医药等方面化生活状况。各种器物的制作和保管，反映了东汉时的经济和文化生活状况。 [177]</p>
民族</p>
播报</p>
编辑</p>
东汉时期对外交流频繁，着名者有班超出使西域，在西域长驻了三十多年，先后击破了被匈奴控制的西域诸国，不但令西域诸国一一归顺汉朝，并开拓了东西文化的交流。期间他还派出甘英出使西域的大秦国，虽未有成功，但足迹已达波斯湾诸国。另外，东汉在91年灭北匈奴。南匈奴内附汉朝。216年，南匈奴最后一个呼厨泉单于去邺城拜见曹操，曹操分南匈奴为五部，匈奴汗国不复存在，困扰汉朝数百年的北方外患终告一段落。 [125-126]</p>
东汉疆域以及周边民族政权分布（140年）</p>
匈奴</p>
南匈奴</p>
东汉灭北匈奴之战与北匈奴西迁图(3张)</p>
建武二十二年（46年），匈奴贵族之间爆发了争立单于的斗争，互相猜忌，出现裂痕。加上蒙古草原上连年旱蝗，“人畜饥疫，死耗太半”，匈奴遂分裂为南北两部。 [127]刘秀接受了南匈奴的归附，令其入居云中，东汉政府每年供给南匈奴一定数量的粮食、牛马及丝帛等物资。南单于则遣侍子入朝，分置诸部于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西河等缘边八郡，协助东汉防御北匈奴的侵扰。</p>
北匈奴</p>
汉窦宪攻稽洛山北匈奴之战 [128]</p>
南匈奴归附东汉王朝后，留在蒙古草原上的北匈奴，势力大大削弱，在南北交战中，数次被南匈奴击败。永平十六年（73年），东汉王朝大举反击，窦固等分兵四路，深入北匈奴腹地，取得很大的军事胜利，往北追至蒲类海（新疆巴里坤湖），并留屯于伊吾卢城（新疆哈密）。 [129] [130]</p>
到汉章帝时，北匈奴日益衰弱，先后有数十万口入塞投降。永元元年（89年），窦宪、耿秉等率领汉军会合南匈奴大举北进，与北单于交战，连战皆捷，降者前后二十余万人。 [128] [131]在以后的二年内，北匈奴不断失败，向西迁移，之后北匈奴的一部分越过中亚、西亚迁往欧洲。 [132]</p>
西域</p>
新莽时，匈奴控制了西域。建武五年（29年），窦融承制立康为西域大都尉，统属西域55国。以后，莎车、鄯善、车师、焉耆等国先后遣使朝贡，请中央在西域设置都护。但刘秀因中原初定，无力经营西域，遂送还侍子。此后，西域呈现混乱状态，大部分政权皆役属于匈奴。</p>
73年，班超首先到了鄯善。班超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率领部下袭杀北匈奴使者一百多人，鄯善为之震服。以后，他又使于阗归附中央。第二年春天，班超废掉北匈奴所立的龟兹人疏勒王，按照疏勒人的愿望，改立疏勒故王子。经过班超的坚决斗争，北匈奴的势力在南道逐一被肃清，使南道诸国摆脱了北匈奴的统治。</p>
</p>
班超在西域的活动，为增进汉族与西域各族人民的友谊，加强中原与西域地区政治、经济的联系，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立下了历史功勋。班超出使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它符合汉族人民要求恢复与西域的关系的愿望，符合西域各族人民要求摆脱北匈奴的奴役，增强与汉族人民的历史联系的意愿。</p>
乌桓</p>
46年，匈奴内部发生分裂，乌桓各部乘机摆脱了匈奴的控制。南匈奴归附东汉后，乌桓也向东汉政府表示臣服。 [133]刘秀封郝旦等大小酋长八十余人为侯王君长，使其居住于幽、并二州缘边十郡境内，招募乌桓族人内附，在上谷郡宁县（河北宣化县西北）设护乌桓校尉，监领乌桓各部。 [89]东汉王朝岁给乌桓人衣食，利用他们善于骑射的特点，让他们助守边防。乌桓各部世代为东汉守边，实际上成了一支世袭的雇佣军队，直到魏晋时期，乌桓铁骑仍名闻天下。</p>
鲜卑</p>
苍山东汉墓画像石《胡汉交战图》</p>
建武二十一年（45年）鲜卑侵犯边境，东汉大破之，鲜卑震怖。49年东汉以偏何为鲜卑大都护，使鲜卑连年出击北匈奴， [195]建武三十年（54年），鲜卑诸部接受了东汉中央的封号，也受护乌桓校尉监护。永平元年鲜卑各个部落大人皆来归附东汉，明章二帝时期一直为东汉保卫边塞。 [134]91年北匈奴被迫西迁，鲜卑占据匈奴故地， [135]95年汉和帝册立鲜卑大都护苏拔廆为率众王， [196]同时设丞辅佐，视作汉之郡县。 [197]</p>
然而鲜卑与散居在原地的十余万落匈奴人融合在一起，势力逐渐强盛起来， [135]后来鲜卑族摆脱了对东汉王朝的依附，并成为东汉中后期在北方的一支威胁力量。</p>
羌族</p>
东汉初，刘秀在削平陇西割据势力后，复置护羌校尉，管理羌族诸部落，并陆续迁羌族于陇西、天水、扶风诸郡（甘肃东部、陕西西部一带）。 [136]58年，窦固等攻破青海境内未臣服的烧当诸部后，又把他们迁徙至关中一带。 [137]为了隔断徙居内地的羌族诸部与青海境内未臣服羌族的联系，防止他们联合反抗，东汉政府在今青海西宁、乐都一带建立屯田区，长期驻军屯垦。从汉安帝时起，羌族人民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起义，前后延续五六十年。羌族人民的斗争和各地的农民起义相呼应，给予东汉王朝以致命的打击。由于长期的残酷战争，使整个西北地区残破不堪，社会生产遭到巨大的破坏。 [138]</p>
蛮族</p>
在西汉和新莽末年的社会大动荡中，大量汉人为躲避战乱流入湖南西部的武陵山区，与当地人民错居杂处。 [139]东汉建立后，当地郡县为了重新控制这些流亡人口，也与当地人民发生了冲突。建武二十三年（47年），武陵当地人叛乱，攻击当地郡县，光武帝派刘尚率万余军队前往平叛，结果全军覆没。 [140]第二年，李嵩、马成督军进剿，仍然不能获胜。 [141]第三年，伏波将军马援主动请缨，带领四万多人前去攻打。 [142]由于北方将士水土不服、不习地形等，汉军死伤大半，马援也因疫疾阵亡。 [143]最后，历时三年的武陵当地人叛乱才被平定下来。 [144]</p>
东汉中叶后，由于加重了对蛮族的控制和搜刮，结果引起了各地蛮族大起义。 [145]蛮族人民连绵不断的反抗斗争，一直延续到东汉王朝覆灭为止。</p>
“西南夷”地区的经济文化有很大发展，物产十分富饶。在益州郡西部，居住着众多的哀牢夷人。永平十二年（69年），哀牢王柳貌率55万余人归附东汉王朝，汉明帝在其地设置哀牢、博南二县，与益州西部都尉所属六县合建为永昌郡，自此将整个云贵地区纳入版图。东汉时期，四川、云南西部地区少数民族诸部，都相继归附东汉，汉文化传入当地后，改变了当地风俗，提高了当地的经济文化水平。 [91]</p>
外交</p>
播报</p>
编辑</p>
东亚</p>
朝鲜半岛</p>
在东汉末年，朝鲜半岛北部先后兴起高句丽、百济两个国家，两国的发展水平虽略有不同，但都处在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阶段。 [146]他们在东汉的强烈影响下，并没有向奴隶社会发展，而是模仿汉朝的剥削方式和政治制度，从而走上了封建化的道路。</p>
邓太后临朝时期，高句丽第6代国王“宫”派出使臣，于永初五年（111年）抵达东汉都城洛阳，献上方物，同时请求内属于东汉玄菟郡，表示臣服。 [257]</p>
据朝鲜史书记载，公元1世纪初，就有不少朝鲜人会背诵《诗经》、《书经》、《春秋》等中国典籍。卫氏朝鲜大同江艄公霍里子高作的四言汉文诗《箜篌引》，那凄惨之声成为汉乐府《相和六引》之一，至今保留在晋人崔豹的笔记《古今注》中。 [207]</p>
</p>
日本列岛</p>
汉委奴国王金印（发掘于日本九州岛）</p>
在日本列岛上居住着大和民族的先祖，东汉时有一百多个小国。 [147]建武中元二年（57年），日本国王遣使入都城洛阳进贡，愿为汉臣藩，求汉皇赐名。汉以其人矮，遂赐“倭国”。其王又求汉皇赐封，光武帝又赐其为“倭奴王”，并赐封“汉委奴国王金印”金印。 [148]这颗金印已于1784年在日本九州志贺岛出土，成了日本国宝，并作为中日两国最早友好交往的证明，今收藏于福冈市博物馆。 [149]</p>
永初元年（107年）十月，倭国(日本)国王帅升进献了160名生口，请求邓太后召见。 [148]</p>
南亚</p>
东汉时，印度（天竺）与中国的关系也更为密切。</p>
汉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派蔡愔和秦景等十余人出使天竺（古印度），求取佛法，是中国与印度次大陆的首次直接来往。 [256]</p>
汉和帝时期，天竺多次遣使贡献，汉和帝驾崩后西域反叛，天竺便停止向东汉朝贡，直到汉桓帝时期恢复朝贡。 [252]</p>
永元六年（94年），永昌境外的敦忍乙王莫延曾派遣使者来访，双方互赠礼物。 [150]</p>
东南亚</p>
缅甸</p>
97年，缅甸北部的掸国王雍由调派遣使者向汉王朝赠送珍宝。东汉政府则以金印回赠。 [151]永宁元年（120年），雍由调再次遣使来汉，并“献乐及幻人”，缅甸的音乐和杂技，在当时深受欢迎。 [152]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汉与印度的联系就日趋密切。特别是汉明帝派人去印度取经以后，印度的僧侣大量来到中国，译佛经，传佛学，对中国的文化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40]</p>
越南</p>
东汉时，越南北部设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东汉初，锡光任交趾太守，任延任九真太守，教越民耕种技术，设立学校，传播先进文化，对改变当地落后状态起了很大促进作用。但后来苏充任交趾太守，对越人加重剥削，引起越人的强烈不满。建武十六年（40年），交趾征侧、征贰起兵反抗，得到九真、日南等地人的响应，很快攻占六十多座城池。征侧、征贰自立为王，这就是越南历史上着名的二征王。二征王不久就被伏波将军马援镇压。东汉在镇压二征之后，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如穿渠溉田，发展农业生产，废除残暴的“越律”十余条等。东汉先进的经济文化给越南以深刻的影响。</p>
老挝、柬埔寨</p>
九真郡境外的夜郎蛮夷</p>
永初元年（107年）五月，九真郡境外的夜郎蛮夷举土内属，东汉因此开拓疆域1840里。 [189]此处的夜郎蛮夷位于东南亚老挝、柬埔寨一带。汉成帝时，夜郎王兴被杀，夜郎族群便从中国西南的牂牁郡迁徙至东南亚，成为后汉书所提到的“夜郎蛮夷”。 [190]2008-2009年，在柬埔寨东南部发掘的波赫墓地，其中有套头葬、覆面葬现象，墓葬年代在东汉时期， [188]属于夜郎典型的可乐文化葬俗，说明夜郎可乐文化人群当时曾迁徙至中南半岛的南部。 [191]</p>
印度尼西亚</p>
最早关于中国与印尼人文交流是在中国东汉时期，两国就有了交往。据《后汉书》卷六记载，汉顺帝永建六年（公元131年）“十二月，日南徼外叶调国、掸国遣使贡献。”而据史学家研宄，叶调国位于东汉时的日南郡边界外，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或苏门答腊岛，这是目前关于中国与印尼交往最早的记载。 [251]</p>
中西亚</p>
章和元年（87年），中亚贵霜帝国献上珍宝、扶拔（长颈鹿）以及狮子，标志着长颈鹿与狮子传入中国。 [255]</p>
永元二年（90年）东汉拒绝与中亚的贵霜帝国和亲。不久，东汉击败了贵霜帝国，此后贵霜帝国每年都向东汉纳贡。 [205]</p>
永元六年（94年），西域五十余国全部纳质内属东汉后，远在四万里外的西亚国家条支、安息(帕提亚帝国)等国也译使纳贡， [204]后汉书概括为“都护西指，则通译四万” [6]。</p>
永元十三年（101年），安息帝国君主满屈(帕科罗斯二世)向汉和帝进贡了狮子和“条支大鸟”(鸵鸟)，时人称之为“安息雀”，标志着活的鸵鸟第一次进入中国，汉和帝便让班昭作《大雀赋》记颂此事。 [254]</p>
欧洲</p>
自张骞出使西域之后，通过丝绸之路，汉朝与中亚、西亚建立了经常的贸易关系。西汉末年，丝绸之路荒废，到东汉永元九年（97年），班超曾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国（罗马帝国），一直到达西海 [194]（一说地中海，一说波斯湾） [193]。丝绸之路首次延伸到了欧洲罗马帝国， [170]这也是完整的丝绸之路路线，西端从欧洲，东端到东汉京师洛阳。</p>
</p>
永元十二年（100年）冬，蒙奇、兜勒二国遣使内附，汉和帝赐其国王金印紫绶。经考证，蒙奇、兜勒分别是罗马帝国的马其顿行省和东方省推罗城，这是大汉帝国和罗马帝国的第一次直接接触， [169]也是欧洲与中国有史可据的首次直接交往。 [227]</p>
永宁元年（120年），西南夷掸国王雍由调遣使至东汉都城洛阳，献上来自海西国的“幻人”魔术师。学界更多倾向于认为，海西就是大秦，也就是罗马帝国。大秦幻人，就是来自罗马帝国的魔术师。“掸国西南通大秦”，显示这些大秦魔术师是沿海上丝绸之路经掸国来华的。 [192]</p>
延熹九年（166年），大秦商人由海路来到东汉京师洛阳，以大秦王安敦的名义，觐见汉桓帝并赠送汉桓帝一些礼物。 [153]此后汉与罗马的贸易关系更为频繁。 [154]</p>
社会</p>
播报</p>
编辑</p>
两汉延续400年左右，是汉族的社会习俗逐渐形成的重要时期。 [178]</p>
服装</p>
恢复冕旒，定型汉服</p>
东汉时期定型了汉服。秦始皇统一六国，废除了周王朝中最核心的六冕服制，直到东汉第二位皇帝汉明帝才恢复冕服制度，这套服制体系成为了后世眼中的汉服样板。因此，汉服由黄帝开创、周朝建制，到汉明帝时期修补定型，最终确定完整体系。 [250]</p>
永平二年（公元 59 年），汉明帝下诏采用《周官》《礼记》《尚书?皋陶篇》等典籍，乘舆服从欧阳氏说，根据大小夏候氏说制定适用于公卿以下的制度，详细地对冕服等冠服制度的等级使用场合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在当年正月，在祭祀汉光武帝明堂位时，明帝及公卿诸候首次根据制定的新的制度穿着冠冕衣裳举行祭礼，这也标志着儒家思想中的衣冠礼仪制度开始在中国古代得以全面贯彻执行。永平定制的内容包含了冠冕、衣裳、鞋履、佩绶等祭服、朝服制度，各有不同等序。基于此，日本学者原田淑人认为， 这是中国实际上确定服饰制度的开始，后世冠制的演变与传承便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 [259]</p>
东汉冕冠等级</p>
旒数</p>
相应身份</p>
珠串形制</p>
十二旒</p>
天子专用</p>
以白玉为珠，前后皆垂</p>
七旒</p>
三公及诸侯</p>
以青玉为珠，垂前无后</p>
五旒</p>
卿大夫</p>
以黑玉为珠，垂前无后 [259]</p>
冠服制度</p>
东汉进贤冠示意图（二梁） [259]</p>
汉代冠有多种。一般文官戴“进贤冠”，冠的前部高耸，后部倾斜，冠前有“梁”，以梁的多少表示身份高低。武官戴“惠文冠”，惠原是一条麻布巾，后改为漆纱制作。“卑贱执事”只能戴帻，不可戴冠。帻像一顶便帽。庶人的帻是黑色或青色的。王莽因为头秃，故而先戴帻再加冠。后来文武官员也都戴帻配冠。</p>
东汉进贤冠等级</p>
进贤冠梁数</p>
佩戴之人身份等级</p>
三梁冠</p>
太傅、司空、司徒及诸侯王</p>
二梁冠</p>
中二千石及以下官员、博士生</p>
一梁冠</p>
博士以下至小史及私学弟子等 [259]</p>
两汉服饰是春秋时期服饰的延续，较多的是一种上下相连的“深衣”，把下襟缠在身上。到东汉时出现了一种直裙的“檐褕（chānyu）”，后发展为交领袍。妇女普遍爱穿裙子，裙子的式样较多。 [178]</p>
东汉陶哺乳女俑（故宫博物院藏）</p>
东汉陶女舞俑（故宫博物院藏）</p>
东汉陶听琴女俑（故宫博物院藏）</p>
山东沂南·东汉画像石女人像</p>
河南打虎亭汉墓壁画中的东汉女性服饰</p>
河南打虎亭汉墓壁画中的东汉女性服饰</p>
西安理工大学汉墓壁画</p>
西安理工大学汉墓壁画</p>
饮食</p>
汉代逐渐改变了先秦时期一日两餐的习惯，而为一日三餐。富贵人家顿食设宴，挥霍无度。穷苦农民三餐不饱，糠菜相拌。两汉时的食品种类已逐步增多。淮南王刘安，为求长生不老，让人以黄豆研浆与盐卤同炼“仙丹”。结果炼出了鲜嫩可口的豆腐，成为宫廷和民间喜爱的一种食品。 [178]</p>
娱乐</p>
杂技百戏是自秦以来就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娱形式，在东汉的画像石上有大量的杂技百观的描绘。如山东诸城画像石上的百戏图。绘有给杂技百戏伴奏的乐队，有倒立、抛剑、甩带、跳碗、单手高台支立等杂技功夫表演，场面热烈，生动感人。 [121]</p>
在东汉的社会上，还流行蹴鞠（踢球）、格五、弹棋、六博、斗鸡、走狗等娱乐活动，梁冀就曾以好此娱乐而闻名。《后汉书·梁统传》记载，梁冀“性嗜酒，能挽满、弹棋、格五、六博、蹴鞠、意钱之戏。又好臂鹰走狗。骑马斗鸡”。东汉上层社会最浩大的娱乐形式是车马出行。山东肥城孝堂山石祠的车马出行图描绘了一个壮观的场面，出行队伍中有单马驾车4辆、二马驾车4辆、单骑60人、大象1匹、骆驼1匹、步行者27人、骑象者3人、骑骆驼者2人、乘车者15人、驾车者8人，整个队伍总计为115人。在济南、雅宁、徐州、邳县等地的东汉墓画像中都可以见到规模不等的车马出行图。 [121]</p>
</p>
婚丧</p>
汉代的婚姻比较自由，有时不忌行辈，年轻的寡妇可以改嫁。贵族和官僚世家纳妾之风盛行，纳妾多至数百人。如中山靖王刘胜，妻妾数百，有子120名。到东汉时，虽然对官宦纳妾的数目加以限制，但仍规定诸侯王可以纳妾40人。其实，权贵和豪强之家根本不受其限制，畜僮妾歌伎数百上千者甚多。般地主也往往有妻妾多人。平民之女为逃脱被纳妾的命运，纷纷早嫁，一时又形成了早婚的风气。宣帝时王吉上书说：“世俗嫁婴太早，未知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天夭”。 [179]</p>
从豪门到百姓之家，婚嫁要行“六礼”，即：（一）纳彩，男方送礼品到女家，女方如不同意，拒收礼物；（二）问名，男方修书给女家，询问女方生辰八字；（三）纳言，男方将男女的生辰八字问卜于“祖先神灵”；（四）纳征，如卜筮得吉兆，男方便送彩礼到女家订婚约；（五）请期，男方确定婚期后，通知女家：（六）亲迎，结婚之日，新郎亲到女家迎亲。婚嫁吉期，一般选择农历二月，是时阳气上升，万物生长，以象征家丁兴旺之意。权贵豪门纳妾，一般不行“六礼”。 [179]</p>
汉代的葬俗繁琐而严密。长辈去世，其子女和亲属要穿丧服。按亲疏关系，丧服分五等，称“五服”，即斩衰、齐衰、大功、小功和缌麻。斩衰最重，是用刀把生麻布剁斩成不缝边（衰）的丧服。取其紧急、尽孝之意。一般子女穿，服期三年。齐衰，是用熟麻布制作的，并缝边，故称“齐”。齐衰期有三月、一年和三年之分。其他三种丧服是用较细的熟麻制成，服期大功九个月、小功五个月、缌麻三个月。一般有钱势之家，父母死后，儿子庐墓守孝三年。 [179]</p>
汉族多用土葬。帝王安葬要依山为陵，工程浩大。世家大族的墓葬建筑也都豪华奢侈，往往堆土成山，植树成林。平民百姓的墓葬比较简单，一般仅起土立坟。 [179]</p>
孝道</p>
两汉时期普遍讲求孝道，为子尽孝、“亲亲为大”蔚成风气。汉文帝宣称：“以孝治天下”，把“孝”推为神圣的道德规范。后来，《孝经》被列为太学生的必读课，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是“举孝廉”。东汉时规定，士兵也要读《孝经》，各级官史要“以孝治民”。两汉朝廷都大力宣扬奖励“大孝”的典型。如和帝时，董仲舒的六世孙董黯，父亲早丧，家境贫寒，与老母相依为命。后来母患重病，想喝离家较远的溪水。于是董就在溪边搭顶草棚，日夜守候在老母身旁，直至母病痊愈方归。又如东汉赵咨，夜遇强盗行劫。他开门迎盗，并设宴招待，请求为病中的80岁老母留下一点衣食，其余财物皆可取走。结果强盗群起而去。董黯“溪边结庐”、赵咨“开门揖盗”，受到统治者的大力渲染，并被载入典籍。 [180]</p>
孝道养成了尊老敬长的民风，是中国古代社会文明的组成部分。 [180]</p>
帝王世系</p>
播报</p>
编辑</p>
东汉帝王世系表</p>
庙号</p>
谥号</p>
名讳</p>
在位年份</p>
年号</p>
年号始终</p>
在位时长（按年号算）</p>
世祖</p>
光武皇帝</p>
刘秀</p>
25年—57年</p>
建武</p>
25年—56年</p>
33年</p>
建武中元</p>
56年—57年</p>
显宗</p>
孝明皇帝</p>
刘庄</p>
57年—75年</p>
永平</p>
58年—75年</p>
18年</p>
肃宗</p>
孝章皇帝</p>
刘炟</p>
75年—88年</p>
建初</p>
76年—84年</p>
13年</p>
元和</p>
84年—87年</p>
章和</p>
87年—88年</p>
穆宗</p>
（后除）</p>
孝和皇帝</p>
刘肇</p>
88年—105年</p>
永元</p>
89年—105年</p>
17年</p>
元兴</p>
105年</p>
孝殇皇帝</p>
刘隆</p>
105年—106年</p>
延平</p>
106年</p>
1年</p>
孝德皇帝</p>
刘庆</p>
－</p>
－</p>
－</p>
0年</p>
汉安帝追尊为“孝德皇”</p>
恭宗</p>
（后除）</p>
孝安皇帝</p>
刘祜</p>
106年—125年</p>
永初</p>
107年—113年</p>
19</p>
元初</p>
114年—119年</p>
永宁</p>
120年—121年</p>
建光</p>
121年—122年</p>
延光</p>
122年—125年</p>
北乡侯</p>
刘懿</p>
125年</p>
－</p>
－</p>
8个月 [260]</p>
敬宗</p>
（后除）</p>
孝顺皇帝</p>
刘保</p>
125年—144年</p>
永建</p>
126年—132年</p>
19年</p>
阳嘉</p>
132年—135年</p>
永和</p>
136年—141年</p>
汉安</p>
142年—144年</p>
</p>
建康</p>
144年</p>
孝冲皇帝</p>
刘炳</p>
144年—145年</p>
永嘉</p>
145年</p>
1年</p>
孝质皇帝</p>
刘缵</p>
145年—146年</p>
本初</p>
146年</p>
1年</p>
孝穆皇帝</p>
刘开</p>
－</p>
－</p>
－</p>
0年</p>
汉桓帝追尊为孝穆皇</p>
孝崇皇帝</p>
刘翼</p>
－</p>
－</p>
－</p>
0年</p>
汉桓帝追尊为孝崇皇</p>
威宗</p>
（后除）</p>
孝桓皇帝</p>
刘志</p>
146年—167年</p>
建和</p>
147年—149年</p>
21年</p>
和平</p>
150年</p>
元嘉</p>
151年—152年</p>
永兴</p>
153年—154年</p>
永寿</p>
155年—158年</p>
延熹</p>
158年—167年</p>
永康</p>
167年</p>
孝元皇帝</p>
刘淑</p>
－</p>
－</p>
－</p>
0年</p>
汉灵帝追尊</p>
孝仁皇帝</p>
刘苌</p>
－</p>
－</p>
－</p>
0年</p>
汉灵帝追尊</p>
孝灵皇帝</p>
刘宏</p>
168年—189年</p>
建宁</p>
168年—172年</p>
21年</p>
熹平</p>
172年—178年</p>
光和</p>
178年—184年</p>
中平</p>
184年—189年</p>
弘农怀王</p>
刘辩</p>
189年</p>
光熹</p>
189年</p>
1年</p>
昭宁</p>
189年</p>
孝献皇帝</p>
刘协</p>
189年—220年</p>
永汉</p>
189年—189年</p>
31年</p>
中平</p>
189年—189年</p>
初平</p>
190年—193年</p>
兴平</p>
194年—195年</p>
建安</p>
196年—220年</p>
延康</p>
220年</p>
注释：</p>
1</p>
在汉顺帝之前本来是阎太后（汉安帝皇后）拥立的（前）少帝刘懿，刘懿做了半年皇帝即死亡，顺帝趁机即位。史书和学者都没有把刘懿归于汉朝皇帝一类，有的则称为北乡侯。</p>
2</p>
献帝以前是（后）少帝刘辩，当了四个月皇帝，而且还有许多时间都在避难之中。史书和学者都没有把刘辩归于汉朝皇帝一类。但董卓毒杀少帝刘辩以后，改谥为弘农怀王，故，世称（后）少帝为”弘农王“。</p>
3</p>
蜀汉昭烈皇帝所上谥为“孝愍皇帝”，但上谥时刘协并未去世。</p>
4</p>
建安中，诏除显宗以下诸帝庙号。</p>
5</p>
永汉元年（189）十二月，诏除光熹、昭宁、永汉三号，复称中平六年。</p>
6</p>
刘庆、开、翼、淑、苌之帝谥，为汉安、桓、灵三帝追崇。】</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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