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义军第356章 大同（上）
新婚第二日的早晨，按照礼制，新娘当拜见公公婆婆，但孟浚无父，因此只需携妻拜见周老太太即可。 周老太一边扶起张舒，一边将孟浚挥赶出去，婆媳二人说着悄悄话。 孟浚由着二人说话，自己则前往幕府处理政务，古时新婚燕尔，便是朝廷也会体谅臣僚，放些假日，幕府官员见孟浚到来，纷纷拜见，心中颇为惊讶。 杨恩见孟浚昨日新婚，次日便入府衙，笑着对孟浚说道：“大王，新婚燕尔，何不多休息两日？” “大业未成，哪有时间休息。” 回到金陵的孟浚，迫在眉睫的战争结束后，孟浚心中松了一口气，但他还有很多计划要进行规划，其中一项，便是发展工商业，见识过后世那神速工商业制造，孟浚对如今幕府工匠的锻造速度愈发的心急。 江南之地，人口素来密集，即便是江阴，嘉定，昆山，松江，台州遭到清军的屠戮，城市毁坏严重。 但是江南水乡之地，人口基数较之北方更为雄厚，而且北方之地，或因战乱，或怀忠义之心的遗民，或是无业漕工，从北方一路往南奔赴周军治下。 对于大批从北方，清廷治下的遗民，幕府官员虽不像弘光政权那般短视，极力排斥北方之人，但幕府官员依旧对这些北人深为戒备，时常言此中必有清廷密探。 对此孟浚下令，善待北地遗民，或于淮地安置田亩，或收拢为工匠，或为手工业者，妥善安置。 人力，孟浚并不缺乏，而且坐拥江南，湖广这等富庶富饶之地，只要等秋粮收上来，届时缺粮的情况也会极大的好转。 孟浚心心念念，想要大力发展工商业，富国强兵，大力开海，甚至让大航海的潮流出现这个时代的大明。 可在幕府中，却似乎总有那么一丝若隐若现的阻力，那是这个时代对商人天然的歧视。 资本虽是肮脏，自私，但是资本的力量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积极进取的，正是因为这种力量，才导致了大航海时代的繁荣，西方制霸全球。 (多嘴说一下，有人说，因为明清禁止百姓出海，导致我们没有大航海的时代，其中有很多原因，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仅本人认为，是思维上的原因，比如说欧洲的国王没钱，打仗的时候向商人们借钱，钱借多了还不起， 结果国王被商人所控制，不得不制定有利于商人发展的政策。 但在中原，君主怎么会被商人控制？抄了商人的家，商人的一切不就都是君主的了吗？这就是典型的帝王思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的一切，都是皇帝的。) 为此，孟浚在法律上，在社会地位上，强调士农工商阶层平等，一面提高商人，和工匠的地位，虽然孟浚知道不可能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但最少也要给与其土壤发展，商人需要限制，也需要给其松松缰绳，释放出其资本的活力。 中央帝国自古以来就对商人极为警惕，如管仲曾言：“万乘之国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有千金之贾，然者何也？国多失利。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 意思是如果国中出现极为豪富之人，这说明国家的财富流失到个人手里了。这是很可怕的，因为有些人变得太富，国君就没法用利禄驱使他，有些人又太穷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刑罚也威慑不住他，这样就会导致天下混乱。 因此管仲提出了着名的理论，天底下所有的利益，都要由君主来赐予。 这便是利出一孔之论：“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 故历朝多对商人阶层设置了歧视性规定。如西汉“贾人不得衣丝及乘车”，不能穿丝绸，到哪都得步行。 晋代为了侮辱商人，让他们一脚白鞋，一脚黑鞋，前秦苻坚规定“工商皂隶不得服金银，锦绣，犯者弃市”，唐代规定，“商人及其子弟不能参加科举” 朱元璋则规定，商人却只能穿绢，布，即使富可敌国，也不能穿丝绸。 资本历来都是权利的附庸，从未成为权利的主人，无论商人如何富庶，仍将读书视为最优之路，便如郑芝龙这等富可敌国的大海盗，却仍是把郑森送到钱谦益门下，研习四书五经。 抑商有利有弊，因此孟浚和杨恩顾炎武等人商议，二人对抑商之策深为赞同，但经过孟浚多次交谈，杨恩对孟浚松开商人的限制表示了有限支持。 大婚数日后，刚结束一轮幕府政议的孟浚，有些疲惫的伸了一下懒腰，只见远处孟必安急匆匆的赶了过来。 “大王，大同的密报！”孟必安一脸严肃的对孟浚说道。 孟浚见孟必安的神情严肃，接过密报，迅速的浏览一遍。 原来这是青鸾卫派往大同的探子，不慎被清军所俘，清将吴惟华下令将此人斩首，但被姜镶秘密安排死囚替换，随后姜镶又派人将探子秘密送出大同，并附一封书信，只有数字，言“请南面遣使相谈”。 对姜镶，孟浚有些印象，似乎最后也是反清，但具体什么时间反的，孟浚却是不清楚，莫非姜镶见多铎败亡，想要起兵？这个时间段，自己似乎有些鞭长莫及啊！ 孟浚看向孟必安，问道：“大同的具体情况，青鸾卫可曾探查清楚？” 孟必安早已做好准备，对着孟浚说道：“大王，姜镶崇祯时挂镇朔将军印，为大同总兵，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克太原后，主动请降，归降顺军，李自成从北京败逃后，姜镶降清，之后跟随清廷阿济格攻打山西，陕西地区，统摄宣化，大同诸镇兵马，在大同之地，姜镶实力雄厚，而且昨日刚刚收到北京传令的密信，姜镶之子姜之升，病亡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