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一章 《上书吴王》——邹阳(1/1)

作者:徐夏半生

史事讲将1三国明第四十一章 《上书吴王》——邹阳

邹阳,汉族人,临淄人,西汉文学家、散文家。汉文帝时,为吴王刘濞门客,以文辩着名于世,吴王阴谋叛乱,邹阳上书谏止,吴王不听,因此与枚乘、严忌等离吴去梁,为景帝少弟梁孝王门客。邹阳为人有智略,后被人诬陷入狱,险被处死,在狱中上书梁孝王,表白自己的心迹。梁孝王见书大悦,立命释放,并尊为上客。

邹阳,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发展、思想文化相对自由,同时也是各种社会矛盾潜滋暗长的时期。承秦之衰,为了迅速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社会经济,刘汉皇朝在初期崇尚道家黄老学说,实行无为而治。大约于文帝中期,邹阳与着名赋家枚乘、严忌等先后应聘至富庶的吴国。吴王刘濞是汉高祖刘邦之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实力已经相当强大,国富起异心,吴王刘濞招致流亡,延揽贤士,谋夺帝位。

邹阳至吴之后,吴太子赴长安朝见文帝,与皇太子博戏,无意中被皇太子用博局砸死。当时,御吏大夫晁错又向汉景帝建议削弱诸侯王封地,这些使得吴王刘濞怨恨之余又添恐慌,遂暗地勾结其他诸侯王以及闽越、匈奴等,伺机叛乱。邹阳微有察觉,写下《谏吴王书》进行规劝,因他是吴王门客,其时叛乱尚未发动,所以只能隐晦曲折地加以劝说,文多隐语,常于言外见意。

尽管如此,在文中他还是不无忧虑地指出,如若轻举妄动,“则我吴遗嗣,不可期于世矣。”从《谏吴王书》可以看出,邹阳既有维护诸侯王地位的动机,又见微知着地认识到中央集权的不可逆转,具有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战国游士的风气已不能照旧存在下去。然而吴王刘濞刚愎自用,利令智昏,一意孤行,联合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六国诸侯王,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发动了“七国之乱”,但很快被汉兵打败,身死国破。

邹阳劝谏吴王后不久,即与枚乘、严忌离开吴国,来到待士甚厚的梁国。梁孝王刘武为汉景帝同母弟。在七国之乱时,梁孝王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央,为维护西汉王朝的统一立下了大功,梁孝王因功劳显赫,再加之受窦太后的宠爱,被授予天子旌旗,权势“拟于天子”。因此故,他动了谋求帝嗣的野心,大力招贤纳士,天下文人名士也齐趋梁国,邹阳与公孙诡、羊胜、枚乘、司马相如等都成了座上客。在羊胜、公孙诡等人的怂恿、策划下,梁孝王在谋求帝嗣上采取了一系列实际行动。不过,这受到汉大臣袁盎等人的强烈反对,梁孝王盛怒之下,派人刺杀了袁盎及其他与议大臣十余人。

起初,梁孝王谋议杀袁盎等大臣时,邹阳持反对态度。羊胜、公孙诡本来嫉妒邹阳之才,于是就利用机会向梁王进谗言,导致邹阳下狱论死。邹阳恐死而负累,留下恶名,为后人所诟病,就从狱中上书梁孝王,即《狱中上梁孝王书》,以自我表白。这是一篇为自己辩诬的作品,邹阳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是梁孝王听信谗言将其下狱,若直说自己无罪,则等于直斥梁王昏聩,处境将更为不利。

另一方面,若不将梁孝王偏信谗言说明,则又无以自白无辜。为此,邹阳采用了高超的表达技巧,首先拈出“忠无不报,信不见疑”,从“忠、信”二字入手,避开正面指斥,广征史实,论“谗毁”之祸,表述自己“忠信”的心迹。接着,从知人与不知人处落墨,说明要知人就不能听信谗言,而应警惕党人横恣的道理。最后,用大量古代君臣遇合的事例为证,劝谏梁孝王真正信用贤才,“不牵乎卑乱之语,不夺乎众多之口”,如此天下士人才能真正为所用。该文比物连类,文采飞扬,词多偶俪,语意层见复出,情意恳恳;又铺张扬厉,意多慷慨,有足悲者,给人以战国纵横家的韵致。虽然文章所论忠信,观念陈旧,但仍不失为一篇千古名文,后被收入《古文观止》。

梁孝王看到邹阳的上书大受感动,马上释其出狱,并向他深词谢罪。当时,梁孝王派人刺杀袁盎等大臣的阴谋已经败露,招致汉朝大臣千夫所指,也引起景帝不满。羊胜、公孙诡被迫自杀,梁孝王也胆颤心惊,深恐朝廷追究。

在这危急关头,梁孝王觉得邹阳可用,就令其携带千金,设法不让朝廷追究自己的责任。邹阳受命后,首先找到以奇计见称的齐人王先生,受其指点,赶赴长安,见到景帝王皇后之兄王长君。邹阳虽为梁孝王说项,却处处站在王长君的角度以利害出之,危言耸听,终于说服了他。然后王长君出面,说服景帝不再追究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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