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事讲将1三国明第一百六十八章 今文经学——何休
何休，即何子，字邵公，任城樊人，东汉时期今文经学家，儒学大师。何休为人质朴多智，精研六经，对“三坟五典，阴阳算术，河洛谶纬，莫不成诵”。口讷，不善讲说，门徒有问者，则用书面作答。诏拜郎中，因不合于自己的志愿，以病辞去。太傅陈蕃召请他参与政事。党锢事起，陈蕃被杀害，何休也遭禁锢。他闭门不出，用功十余年，作《春秋公羊传解诂》12卷，又注《孝经》、《论语》等，另作《春秋汉议》13卷，以春秋大义，驳正汉朝政事600多条，“妙得公羊本意”，党禁解除，被召为司徒掾属，拜议郎，再迁谏议大夫。 何休为人纯厚质朴，平时罕言寡语，但有心机，他深思远虑，思维敏捷，智慧过人，何休精研六经，特别喜爱《公羊春秋》，并且加以训话，作为治学的目标。当时，陈蕃请他一起参加议论政事，他很得要领，以后陈蕃事败，他受牵连，因废锢，于是作《春秋公羊解话》，对经学孜孜不倦，深思慎解，不窥房门，达17年之久，以巨大的忍耐力治经治学，表现了他坚韧不拔的顽强性格。党禁解他又有了活动的自由，复拜议郎，由于他能言敢谏，屡陈忠言，再迁谏议大夫，但他生性旷达，无意为官，把全部精力放在做学间方面，潜心于经学研究，几十年一如既往，孜孜不倦，穷其奥理，在今文经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成为当时着名的经学家，代表了今文经学的重要方面。 今文经学，是有其思想渊源和历史渊源的。汉朝立国以后，自从汉武帝时代的董仲舒，创立阴阳五行化的《公羊》学以后，所有的今文经学都朝着这个方面发展，也都阴阳五行化了。当时的发展方向表现在两个方面：繁琐与迷信。所谓繁琐，指今文经学家抓不住要领，去支离蔓衍地解说经文，一部经的经说，解释起来，动辄数十万言甚至多至百余万字，并名之曰“章句小儒，破碎大道”，把浮辞繁多、蔓衍无际当作学问，并津津乐道。所谓迷信，指孔子不谈神怪，所以，迷信成分在原来的儒家着作中不占主导地位，儒学中还很少神秘主义的东西，而自从董仲舒用阴阳五行学说附会经义，蔓加解释，提出“天人感应”的学说后，今文经学家便增加了迷信成份，另外选择了一个谈神说怪的孔子，把妖言妄语说成是孔子所谓书中固有的，称为“纬书”或“秘经”，总称“谬纬”，并将此看作“内学”，董仲舒《春秋繁露》里就载有求雨的办法。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相对，而且是官学，’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所重视。许慎、贾边等人，在当时都是有名的古文经学大师，班固的学生马融注《孝经》、《论语》、《周易》、《三礼》、《尚书》，贾逮本人注《左传》，使古文经学达到了完全成熟的程度，马融的徒众在当时达千余人，象郑玄、卢植等，都是他的学生，因而使当时的古文经学压倒了今文经学，当时的郑玄，就是古文经学的大师，何休与郑玄恰好同时。当时，何休是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郑玄是古文经学的集大成者，二人如同二水分流，各不相让，各有千秋，各扬所长，何休的今文经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成长起来的，因此，何休在今文经学方面的功绩，是巨大的。 在东汉时代，以郑玄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家，和以何休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家的派别之争，似一种隐微的折光，今文经学反映出了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人在政治上的得势，古文经学反映出一部分人企图在政治上得势。斗争的结果，古文经学推倒了今文经学，表现了不同政治势力的彼此消长，在这一点上，何休是个失败者。何休的着作，除了《春秋公羊解话》外，又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育》及《谷梁废疾》，以难《左氏》及《谷梁》2传，影响到后世，原作已佚，有清人王漠的辑本。